与2006年版本相比，新的《征求意见稿》开篇便用3条的篇幅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第2条的相关内容进行解释。作为原则性规范，《反法》第2条以往常被用作定义性规范，用来判断具体规则无法涵盖的一般性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对于第2条应当如何解释、是否能够独立适用等问题，实践中往往存在一定的争议。此次《征求意见稿》对《反法》第2条的进一步细化，可以有效改善反法第2条的适用困境，增强第2条的适用效果。

2006年版本以1993年《反法》版本为基础，无论是所采用的表述，还是所解释的概念，都与2019年最新版的《反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如1993年版《反法》第5条使用的“虚假表示”在2019年版第6条已经被“混淆行为”所囊括；1993年版本中使用的“知名商品”，在2019年版本中也被改成了“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征求意见稿》与旧的2006年版本相比，即使是规则内容指向一致的条文，表述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征求意见稿》的第4条和旧版本的第1条，《征求意见稿》的第5条和旧版本的第2条，《征求意见稿》的第8条和旧版本的第5条等等。

与2006年旧版本相比，《征求意见稿》新增了大量对混淆行为的规定。这既是跟上立法更新脚步的体现，也是对司法实践中裁判经验的总结和对实践需求的回应。司法实践中，不正当竞争行为以混淆形式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作为商标法中的重要制度，混淆理论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有了良好的实践基础。从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对混淆规定的内容上看，最高院对商标法混淆理论的相关规则借鉴颇多，在混淆行为的认定、帮助混淆、善意免责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同时，也通过详细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混淆行为的各项要素，明确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商标侵权行为在认定上的差异。总体而言，此次《征求意见稿》增加的有关混淆行为认定的若干条款，既是对既有司法实践经验的整合，也是对未来司法认定和公众行为的有效指导。

此次《征求意见稿》又一显著亮点，在于我们很难在其中找到“商业秘密”这个对《反法》而言非常重要的概念，反而可以看到“数据”这个近几年讨论热度超高的新事物。以商业数据替换商业秘密，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商业秘密的范畴，但同时也更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现代商业活动中，数据是最重要的商业秘密，可谓“得数据者得天下”。因此，商业数据的保护问题，是商业秘密保护中最主要的问题。随着《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将数据纳入保护范畴，《反法》将数据一词引入成了必然趋势。此次《征求意见稿》用商业数据替换商业秘密，是对反法的有效补充。不过，囿于数据权属问题的纷争，以及《反法》并未明确商业秘密与数据的关系，《征求意见稿》直接规定商业数据的保护问题，可能会面临一些质疑和挑战。

《反法》与知识产权法体系关系密切，以至于多有理论将《反法》视为知识产权法体系中的兜底性法律，其原因不仅在于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之一的商业秘密，被规定在了《反法》中进行保护；更在于实践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常现“交叉”之态，要求将一不法行为同时定性为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案例比比皆是。对于这种“双重规制”，从理论上看似乎不存在矛盾之处，因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规制基础均不相同；但从实践上看，行为人因同一行为连续受到两次不法性评价，受害人因同一行为连续受到赔偿并因此获利，有违公平正义原则。

为了处理这种法律适用和不法行为规制上的“双重规制”带来的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对于同一侵权人针对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和地域范围实施的侵权行为，人民法院已经认定侵害著作权、专利权或注册商标专用权并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当事人又以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请求同一侵权人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这一规则，昭示着对于同一不法行为，不能从不同的角度多次进行否定性评价，也明确了对于同一不法行为，《反法》与其他知识产权单行法之间应当如何选择处理。

综上，本次《征求意见稿》所带来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它既体现了新法新变化，也迎合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发展历程的新要求。尽管只是征求意见稿，后续还会面临一些改动，但从这部意见稿中可以看出，我国司法领域接下来的关注倾向已经开始向更新的问题上转化，网络服务、数据权益等内容，将会成为大家持续关注的重点。